與以往幾年的一號文相比，2013年的一號文可謂面面俱到，實際上是未來5到10年內農村工作的一份指導性文件，其中包括農村經營體制的改革創新、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征地制度改革、為進城農民工解決戶籍和公共服務問題等議題。

　　一號文對2013年農村工作的總體要求中對經營體制著墨頗多。文件提出，要圍繞現代農業建設，充分發揮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優越性，著力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為達此目標，一號文提出要鼓勵農民通過互利互換的方式解決承包地塊的零碎化問題，同時加大培育新型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要著力培養一批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經營者。

　　而對于商業資本進入農業領域，這份文件的態度是有抑有揚，有保有壓。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嚴格的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耕地(林地、草原)準入和監管制度。另一方面，要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

　　中農辦主任陳錫文對此的解讀是：農產品的生產是在自然環境中進行，而自然環境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同時農產品生產過程也是一個生命活動過程，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因此，農業生產是個精細活，不能像工業生產那樣搞標準化。另外，商業資本進入農業生產領域之后實行那種公司加農戶的模式，存在一個監管難的問題，農民作為雇工為公司干活時肯定不會像搞自己的莊稼那么負責。

　　因此陳錫文認為絕大多數情況下農業應該采取家庭經營方式，但在農產品的加工領域則不妨引入城市商業資本和龍頭企業。

　　解決農村經營制度中個人經營分散與公司雇工經營不適合農業特性之間的矛盾問題的另一辦法是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社。2013年對此著墨頗多，也提出一些含金量較高的政策：引導財政投資項目直接投向符合條件的合作社，推動補助項目形成的資產移交合作社管護，在信用評定基礎上對示范社開展聯合授信，有條件的地方給予貸款貼息，把合作社納入國民經濟統計并作為單獨納稅主體列入稅務登記。

　　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的說法，三農問題不外乎是地從何處來，人往何處去，也就是農村土地制度和城鎮化過程中農民的公共服務如何解決的問題。

　　2013年一號文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嚴格保護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為此，一是要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其中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將在5年內完成，農村宅基地在內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和建設用地使用權也要盡快完成。這些工作的經費將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中央財政予以補助。

　　2013年一號文提出要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確保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長遠生計有保障。為此，要加快修訂土地管理法，盡快出臺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征收補償條例。完善征地補償辦法，合理確定補償標準，嚴格征地程序，約束征地行為，補償資金不落實的不得批準和實施征地。

　　對于全國不少地方正在試驗中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文件要求“嚴格規范”，同時規范的還有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對集體非經營性建設用地，文件明確規定不得進入市場。

　　社科院農發所研究員黨國英稱，經營性用地是指農村集體經濟例如鄉鎮企業使用的廠房等地塊，一旦該集體企業破產，這些地塊就可以作為資產流轉。而非經營性用地主要是指在農村宅基地上建的房子，這一規定實際上阻止了城市郊區宅基地上興建的商品房進入交易市場，也就是說，“小產權房”依然是“非法”的。

　　對于“人往何處去”的問題，2013年一號文提出要把推進人口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作為城鎮化的重要任務。為此，要加快改革戶籍制度，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的政策，同時要推動農民工平等享有勞動報酬、子女教育、公共衛生、計劃生育、住房租購等基本權益，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的全覆蓋。

　　保證糧食安全和加大對農村的投入是歷年一號文的重點，這次也不例外。2013年一號文較有新意的提法是，要提高農產品的流通效率和完善農產品的市場調控。文件提出，要統籌規劃農產品市場流通網絡分布，重點支持重要農產品集散地、優勢農產品產地市場建設，加強農產品期貨交易所建設，適時推出市場波動劇烈的大宗農產品期貨品種，培育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農產品價格形成和交易中心。同時要加強糧油倉儲物流設施建設，健全覆蓋農產品收集、加工、運輸、銷售各環節的冷鏈物流體系。

　　2013年一號文提出要按照生產成本加合理利潤的原則，繼續提高小麥、稻谷收購價，適時啟動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農產品臨時收儲。在進出口方面，要完善農產品進出口稅收調控政策，加強進口關稅配額管理，健全大宗品種進口報告制度，推動進口來源多元化。

　　保證糧食安全，保障農產品供給，與對農業的大力投入分不開，一號文提出將繼續確保三農投入總量持續增加、比例穩步提高。

　　在農業補貼方面，未來結構將有所變化，在繼續加大補貼資金規模的同時，新增補貼將主要向主產區和優勢產區集中，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傾斜。這也是與前述農業經營體制的轉換相呼應的。